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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中山路上《新华日报》筹备处的同志们正在整理着刚刚空运到的新一期新华日报，有的忙着给分销的报贩数数，有的忙着去把阅报栏更新。
突然，周恩来乘坐的汽车到门前停了下来。
原来，他是专程来看望中原军区在突围前转移出来干部和战士的。这20多人中，多数是在“汉口协定”签定后，通过合法的渠道离开了中原解放区的伤员，也有少数是参加中原突围后辗转来到南京的。通过合法的渠道离开中原解放区的总计有约700多人，多数是伤病员和部队家属，其中也插入了一部份必须转移的干部。到了南京，中共代表团把他们专门安排这里的二楼暂住，等待合适的机会再送往解放区。
周恩来走上楼，亲切地看望大家，并与大家一一握手。他给大家介绍了形势，说明此刻的国共谈判已陷入僵局，全面内战实际上已经开始。我们只是利用合法阵地，揭露美、蒋阴谋，扩大党的影响，教育国统区人民，争取更多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又说道，原计划由上海利用联总去山东解放区，看来也去不成了，只有另想办法。
周恩来说：“形势可能急剧变化，办事处机关内不宜人太多。为了安全计，大家要到社会上找关系，分散隐蔽。”
当一切都安排妥当，天已经很晚了。周恩来依依不舍地和大家道别。
夜已深了，周恩来办公室桌前的台灯依然散发着柔和的光线。
周恩来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封从苏州监狱传出的求救信。
蒋介石一直没有放弃其独裁、反共政策，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各级监狱中，依然关押了大批抗日爱国将士和民主人士。
营救遭国民党无理拘捕的革命战友和民主人士是中共代表团的重要任务。周恩来利用国共谈判的有利条件营救被捕的新四军、八路军及中共人员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1946年3月，张治中由重庆即将赴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时，周恩来、邓颖超曾登门拜访，希望他释放关押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并嘱咐与张同往的屈武协助解决。
张治中1890年出生于安徽巢县，字文白，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黄埔军校学生团团长、学生总队队长、军官团团长。历任国民党第5军军长、第4军总指挥、第9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等职。他也是蒋介石比较信任、善辩的将才。谈判是冷酷无情的斗争，从抗战期间到战后和谈，周恩来与张治中多次代表国共两党利益唇枪舌剑。
在谈判桌上，双方既为共同抗战协商，更为本党利益坚持力争。
周恩来冷峻、机敏，坚持原则，不含一丝一毫私情的人格魅力使张治中十分敬重。他们从抗战后期一直谈判到抗战胜利，他俩既是对手，又是谈判主角，在那激烈波折迭起的谈判中舌战中周恩来那力争和平建国的态度，坚持共产党与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及高超的谈判艺术，令包括张治中在内的中外人士钦佩赞赏。
“双十协定”签字后，蒋介石派张治中到新疆处理伊犁和塔城的纠纷案。周恩来得知立即想到关押在乌鲁木齐国民党监狱的同志。他们是抗战初期我党派去的干部，苏德战争爆发后，军阀出身的原新疆省主席盛世才错估了形势，由亲苏到反共，于1942年、1943年两次将他们全部逮捕入狱。张治中临行前，周恩来把营救这批同志的事托付给他。
周恩来诚恳地说：我们有一批同志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释放政治犯的事已写入“双十协定”，请你到新疆后设法把他们放出来，并派人送延安。
张治中慨然应诺，并说：只要恩来你交办的事一定照办。
张治中到新疆后立即派人到狱中探望，狱中同志得知周恩来的朋友到了新疆，心中升起希望。1946年3月，张治中到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后，先后3次致电蒋介石，要求执行双十协定，释放这批中共人员。
蒋介石最后不得不同意。
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张治中立即把护送这批同志的任务交给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陶峙岳交待给交通处长刘亚哲。
张治中不仅亲自审批护送计划，而且临行前把刘亚哲找去叮嘱：“这是护送而不是押送，要注意礼貌，你护送到兰州，将有人接替。从乌鲁木齐到兰州路途遥远而又混乱，一定保证他们安全，每到一地都要来电，有困难请示，只要遵我指示办，一切由我负责。”
然后，张治中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陕西省主席祝绍周、陕西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发报，强调这批中共人员是由蒋委员长批准释放的，由行营派人护送回延安，请沿途放行妥善接待。同时，张治中又把这件事及他们动身的日期电告周恩来，以便延安方面接应。
周恩来立即致电张冶中表示感谢，并请其派人将由新疆返回的中共人员直送交道镇。同时，又致电中共中央派车去接。
1946年7月8日，131位同志终于平安回到延安党的怀抱。
写信的是身陷囹圄的中共吴县黄桥区区委书记、区长兼武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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