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北撤，湖南仅留下一些骨干力量坚持在长沙、湘潭、益阳等城市进行地下斗争。为了获得南京局的领导，刘亚球带着湖南省工委关于近期重新进入城市，领导城市民主运动，深入到工人、学生中建立城市工作基础等部署，前来请示。
刘亚球扮成国民党官员与刘寿祺一道从武汉乘船一路东下。好在一路小心，在船上颠簸了三四天时间，抵达了南京。在梅园新村办事处用过早点，钱瑛等几位同志在客厅接待了刘寿祺一行。听取情况汇报后，钱瑛向他们简单介绍了国共谈判陷于僵局的严峻局面，立即安排刘亚球换上代表团工作人员的服装住进了30号院，并嘱咐刘寿祺暂时也不能离开梅园新村：“四周都是蒋介石的特务，门前的黄包车，就是特务安排的。你要在办事处留一天。要知道，这里好进不好出，一出去就被他们盯住了。”
在17号楼上的一个小房间，刘寿祺住下来。房间里仅一张单人床，一条方凳，一个小桌子，桌上放了几张报纸。
下午两点钟左右，一位持重而朴素的长者走进房间。慈祥的面孔使刘寿祺感到多么熟悉却又称呼不出。
董必武好像看出他的心思，从容地坐下。他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董必武。”
刘寿祺连忙迎了上去。一时无所措手足。感到既喜出望外，又讲不出话来。
还是董老提起一个话头：“刘昂同志你是认识的吧，她知道你。她不久前从北方来，现也在办事处工作。”
“1936年我在湖南时就认识，她在重庆红岩村时，我也见过。”
“你在教育部现在担任什么职务，做些什么工作？”
“职务是‘督学’。是朱经农次长介绍来的，没有什么具体工作，每天就是看看报，谈谈天，抽抽烟，有时写点诗什么的。”董老听了用稍带疑问的语气说“写诗？写诗是容易流露思想感情的。历来独裁者都常用文字狱陷害善良，要谨慎呀。”刘寿祺连忙解释说：“我本来不会，也不喜欢写，是在重庆做朱经农秘书时，为了应酬，不得已而消遣的。”
董老又仔细询问了刘寿祺到教育部的过程，他说：在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是在敌人的心脏里活动，危险性极大。一定要善于隐蔽，善于利用公开身份，最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暴露身份。要学孙悟空，在铁扇公主肚子里活动；要学三打祝家庄的孙立，进入敌营，以敌战敌。董老又徇徇善诱地说：共产党员的思想、行动不是天生的，而是要经过刻苦学习、严格锻炼才能形成。嘱咐他在实践中锻炼自已，承担起党交给的艰巨任务。
第二天，刘寿祺有些沉不住气了，他担心教育部的人在到处找他，又想到冒险赶回去可能问题不会太大。
晚6时许，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钱瑛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来到刘的住处，看着他坐立不安的样子，钱瑛指着电影广告说：“你看看这些广告，哪些片子你看过？”
刘心想，我现在急着回教育部，看电影干嘛。
钱瑛笑着说：“正想让你回去，才问你看过哪些片子。”“回教育部与看电影有什么关系？”
钱瑛严肃地说：“你今后的工作和个人的安全，不仅涉及到你和家庭，而且牵扯到整个湖南地下党的安全。就算你安全离开这里了，但教育部的同事如问你到哪儿去了，你如何回答？”刘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按照钱瑛和刘商量的计划，当晚7时许——临场刘看过的电影快散场的半小时，刘换了一套与来时不一样的服装，与代表团4位工作人员一齐敏捷地上了由窗纱遮掩住的小汽车。遵照钱瑛的交待，刘寿祺一上车就趴在座位下。
汽车驶出了梅园新村。
果然，特务的汽车就悄然跟上了。
到了新街口，同来两位工作人员借故下车买烟，刘睡在车上的后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一会儿，汽车转了几个弯，停到了离电影院不远的菜地旁的一个巷口。驾驶员走下车，掀起发动机盖并大声说：“发动机开锅了！”
车内的三个人也下了车，围了上去。
这时，刘寿祺拉开另一侧的车门，悄悄下了车。又按照钱瑛的交待，他准时赶到电影院，取了一张电影说明书看了起来。不一会儿，电影散场了。恰巧，随着散电影的人流，刘寿祺果然找到一位教育部的熟人，一道回到教育部的宿舍。
刘寿祺回到教育部不久，刘亚球也带着南京局的指示顺利地回到湖南，按照“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