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思南路107号，大门上已钉上一块铜牌，镌刻着三个大字“周公馆”。铜牌下端还有一行英文字，直译就是“周恩来将军官邸”。
这是周恩来在南京谈判期间第一次来上海。昨天，他根据得到的情报，知道国民党军将于本月15日进攻我苏北解放区后，立即与马歇尔会谈，要求马歇尔敦促国民党全面停战，同时，指出黄河问题情势紧急，建议派执行小组去监督，或亲自前去解决。他同时也知道，在蒋介石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与马歇尔的谈话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周恩来这次来上海，除参加联总、行总及黄河委员会的联席会议，紧急会商黄河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谈判斗争的需要。蒋介石以避暑为名离开了南京，只留下作不了主的几个代表应付谈判，掩护内战的烟幕。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得向中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
在周公馆，周恩来对邓颖超、华岗等同志说：“我不能继续呆在南京，去客观上帮助蒋介石制造一种谈判还在继续，谈判还有希望的假象。”
邓颖超早些天也到了上海，她在为开展群众工作而忙碌。在与郦颖超谈到五人会议的争论时，周恩来说：“国民党以为我们怕他们，逼我们割地求和订立城下之盟。可我们偏不吃他那一套。所以，我干脆离开南京了。我来上海，就是要让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和谈受到了挫折，正处在僵局、停顿状态。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谈判还没有恢复。”
晚上，周公馆的工作人员在时事政策学习时，争论起蒋介石最终会选择“战”还是“和”的问题。讨论热烈，发言踊跃。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有的同志认为：“对蒋介石来说，不打，还可以拖它若干年，打，则明摆着迅速导致彻底毁灭。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他总不至于愚蠢到自找死路吧？”
周恩来说：不要替蒋介石设想他是聪明些还是不大聪明些，他是不大可能按我们共产党人的逻辑办事的。他站在反动立场上，只能妄想消灭我们，只能打。他别的事情可能是聪明的，但在这样一个历史性选择的大问题上，他不可能聪明，只能是愚蠢的。
针对国民党特务对民主运动的压制和对民主人士的迫害，周恩来说：“国民党特务开了杀戒，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出周恩来所料，7月15日，从昆明又传来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消息。
就在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召开大会的当天下午，民盟中央常委闻一多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袭击，身中10余发美制冲锋枪子弹，当即死亡。
闻一多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清末秀才。他于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随即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国后，一直在大学任教。抗战后期，目睹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人民水深火热，闻一多拍案而起，走出书斋，投身于民主运动。1944年参加民盟，1945年9月成为民盟中央常委委员。
抗战胜利不久，闻一多就说：“今天，我们第一要停止内战，第二要停止内战，第三还是要停止内战！”国民党当局对闻一多恨之入骨，不断对闻一多进行造谣、威胁和恐吓。李公朴被暗杀后，闻一多没有退却。7月15日上午的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拍着桌子厉声说：“反动派！你们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万个站起来的！正义是杀不光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下午5时半，闻一多在离宿舍大门10来步的地方，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特务冲锋枪射击，中弹倒地，他的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中数弹。
“李、闻血案”立即在中外人士中引起强烈反映。中共、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都对李、闻家属致电悼唁，并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的罪恶行径。加拿大、美国等国爱好和平人士，也纷纷致电或举行集会，声讨国民党的暴行。
7月17日，周恩来和董必武、李维汉、邓颖超、廖承志联名电唁闻一多的夫人高真女士：“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华民国已被法西斯暴徒写下一个永远不能洗掉之污点。中国法西斯暴徒如此横行，虽极猖獗疯狂，实法西斯统治的最后挣扎，自掘坟墓。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为李闻诸烈士复仇，消灭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以慰李、闻诸烈士在天之灵。”
午后，周恩来在上海周公馆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声明说：“中国目前最严重的最急迫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
在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愤怒地说：“从沧白堂扔石子，校场口打人，到捣毁《新华日报》，到处进行暗杀，现在竟发展到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其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和文学家，这真是无耻之极！国民党特务黑名单上列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殴打，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