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方面则政学系手中。每个集团都对蒋有影响，其中又以掌军事、党务的两个集团权利最大，影响最深。军事方面高级将领都是主张打的，因为如果一整编，他们便失去了权势。党务方面的人士也只是想如何同中共作对，想一党专政对他们的各种便利，如果中共可以在国民党区域中有自由，这是他们怕极了的事，这是一个极复杂的斗争。过去蒋被迫签订政协决议，但随即又反悔了……他们每次进一步便总要退二步。”
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使包括裴裴教授在内的相当一部份美国人担心中共会受苏联政策的影响，蜕变为苏联的附属国。针对这种认识，周恩来说：“关键在于中国不要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中国应起把同盟国综合起来的作用，至少中国要成为美苏合作的桥梁。美苏关系的不好，常影响到中国的内政，这是事实。但从中国的立场看，并非没有办法可以自处了。如果国民党的政府是聪明的话，它应该自动地负起桥梁作用，不要甘心地做一国的工具。或者如果中国的国民政府按照政协那样去改组成联合政府了（按照政协那样去做），与一切盟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则中国不致完全受一国的影响不能自拔，而且可以反过来积极影响国际间的合作。”
针对裴裴地的担心，周恩来又说：“在中国，今天有两种恐惧。一种恐惧是，怕中共的政策受苏联左右，但另一方面在中国人民之中却有一种更大的恐惧，这便是怕国民党对美关系上的那种无批判地接受的政策。这种政策并非站在本国的立场，仅是完全适应美国的要求而已。中国人民的这种恐惧心是很大的，因事实上这将使中国成为依赖美国的殖民地。”
周恩来说到中国人民更大的恐惧来自美国，在裴裴看来是第一次听到，他有点吃惊地请周恩来详尽谈谈。
周恩来联想到民主人士乃至中共代表团的一些青年人，对美国也存在的片面看法，就展开来说道：“目前，美国在运输力、资源、技术水准等方面都握有绝对的优势。有了这种优势，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必然要向外发展。……中美之间经济的差别是很大的，一个是已经发展到能生产原子弹的经济，而另一个却还是停留在封建基础上的经济。你到过上海便可知道，几乎一切都已经美国化了。美国在上海简直可说是旁若无人。这样不仅使苏联怕，就是英、法也不能不怕。加之，美国在军事上在中国已建立了海空军的基地并驻有军队，又训练了中国的军队，控制了中国的交通，而且借款给这个‘坏政府’。这样的一幅图画必然使爱国主义者都预见到中国将是一个殖民地的前途。”
周恩来列举了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美国学者拉蒂摩尔等美国知名人士对中国以及中共的认识，来说明健康的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农业改革、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他说：“中国如果成了富强的国家，美国才能向中国大量地输出，大量地销售美国的物资，对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只有好处，而无坏影响。美国对中国不应再采用19世纪的办法，相反的，中国需要大量的工程技术，这些都是美国可以帮助的。中国富强了，美国便可以更为富强。因此，我以为中美的关系是有出路的。这样并不会把中国变成社会主义，相反的是中国仍然属于资本主义，仍然是自由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制度，这对于美国毫无可怕之处。”裴裴睁大了眼睛，细心地体味着博学多才而又谦逊的周恩来的谈话。他压根就没想到面前的这位共产党代表竟有如此渊博的世界历史知识。两个人的谈话，很快由充满敌意转变为友好愉悦的气氛中进行。
“对于美国政策的不好的部分，我们要尖锐地批评，何况我们对于自己的不好的事情，都还可以公开批评得体无完肤。其目的，即在于使美国的民主人士和美国政府觉悟。片面地、无条件地帮助国民党是鼓励国民党内战。这种政策应该修正。因为这样不能使中国民主统一，这样的政策目的只能是使国民党成为美国的工具。”
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天色将晚。
周恩来打住谈话，坚定地对裴裴教授说：中共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因此它的政策目标只能是如何把中国领到独立民主自由的路上去，而不能是把中国领到与美国对立的路上去，如果这样做便是糊涂。我们的做法不同于国民党的无头脑的政策和手段。
裴裴教授十分感谢周恩来接受访问，访问使裴裴和他的助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晚上，民盟政协代表担心延安的“七七”宣言会增加国共双方会谈困难特地赶来与周恩来交谈。
由于常客，钱之光就招呼梁漱溟、沈钧儒、罗隆基等人随意地坐在周恩来的小会议室里。
没有多少客套话，大家就七嘴八舌地先谈论开来。
“贵客光临，蓬荜增辉呵！”周恩来草草吃了两口饭，擦了一把脸走进来说。
梁漱溟摇着扇子说：“大家都很关心谈判的进展，一时无事就跑来了。”
“昨天，我们到参政会听邵力子说协议很快可以签字了？”沈钧儒关切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