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提出许多问题，解决了一个问题同时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来，是否政府有意把问题弄复杂？王世杰未回答。
陈诚则说：“我们要求很简单，仅提到苏北。”
邵力子说：“我们希望能在‘七七’前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给公众一个好印象。”
三位的发言均未提及全面停战的时间表，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国民党政府对谈判根本没有诚意。
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已近深夜。
周恩来说：“我看今天是谈不完的，明天可以继续谈。不过请你们把一切要求都提出。”他希望知道政府到底要些什么，不能一个个地提。他说，一我要知道你们全部的要求。二是要集中时间把已知发生问题的地点和事情解决好，否则，事情闹大了，军事解决，就不必谈了。我提议，如果真要解决问题，最好请你们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在商谈期间使冲突不致再扩大。
第二天，五人会议休会，周恩来又来到马歇尔公馆。
马歇尔最近为调解国共和谈，伤透脑筋，身疲心懒，他对来访的梁漱溟说：“周恩来是我碰到的最利害的谈判家。”
坐下来后，周恩来坦率地把昨天五人会议的情况向马歇尔作了详细的介绍。
周恩来知道，马歇尔已有退出调停的意思，但同时，他又知道，就马歇尔的个性和履历来看，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主动退出的。从现在来说，还有可能通过他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在介绍了昨日五人会议的会谈情况后，周恩来重点讲了政府代表对这次会议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且政府军在各地扩大了军事行动。他说：关于东北问题，自白鲁德上校等努力后，情况要好一些，但关内更严重起来了。我认为，在召开五人会议的同时，三人会议也要积极准备，争取使东北停战、恢复交通和关内停止冲突的命令早些发出，好让大家放心。周恩来同时指出，政府虽然发表了声明，但声明的话可有各种的解释。可说停，也可说不停，休战可说是长期的，也可说是有限期的，也可作为政府发动进攻的借口，如“自卫”、“维持社会秩序”、‘恢复交通’等，特别是用“抵抗”、“驱除”等字眼，就可以以此把中共“驱除”到无限的程度。
见马歇尔在沉思，周恩来又说：可以预料，五人会议的商谈不会得出结果。我想，政府军已作好扩大内战的准备，以至发生了政府军在陇海和津浦线的行动。我们的行动绝对不超过报复，而政府的行动实际已超过了报复。但不管如何，我将尽我的力量和他们谈，希望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据我所知，山东的冲突似乎是中共首先挑起的。”马歇尔半天搭一句腔说。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讨论冲突起自何方，也不是讨论一地二地，而是整个的局面。政府照预定的计划在打通胶济线，这是大的动作。因为原来很多地方也并不在政府手中，本在我们手里。政府新的计划，还在发展中，不仅在胶济线，而且在湖北、同蒲、苏北、陇海等处。”
争论没有再继续下去。最后，周恩来对在马歇尔的干预并提供3艘舰艇的情况下，使2500多名东江纵队含珠江纵队、韩江纵队中共抗日武装在6月30日于广东大鹏湾分乘美军登陆舰起程，顺利抵达山东烟台一事表示感谢。
按照国共“双十协定”，我党在华南的抗日武装应在国共和谈期间，分期分批从华南撤退至华北、东北解放区，而国民党政府妄图就地消灭我遍布在华南地区的抗日游击部队，在安排撤退中拒不承认韩江纵队及华南的游击部队。5月11日，周恩来电示香港中共广东区党委副书记梁广，要韩江纵队迅速南下，与东江纵队会合。指示香港要疏散的干部，一部分可到南洋，一部分可到上海、苏北等地。5月20日，又派出中共代表廖承志、方方、曾生、尹林平，在广州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50天的谈判，最后终于达成广东中共武装人员北撤山东的具体协议。东江纵队抵达烟台后，编人华东军区，后编入第四野战军序列，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聚歼阴谋。
五人会议的谈判尚没有结果，又传出国民党决定召开“国民大会”的消息。7月3日，国民党方面未与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商量，即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单方面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大。
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和通过国家宪法是1946年1月31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决议之一。当时通过的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中明确记载：“第一次国民大会之召集方法由政治协商会议协议之”，“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由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显然不符合政协决议。因而，当然遭到包括中共代表团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坚决反对。
在7月6日召开的五人小组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对此表示了坚决反对，并提议立即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商讨补救事宜。
但是，周恩来的良好愿望遭到政府代表拒绝。
自7月2日至7月6日，五人小组会议结束了它的短暂的使命，自此以后没有再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