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为基础进行商谈。”
马歇尔知道，3·27协议的核心是立即停止武装冲突，由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遣执行小组进行调处。订立协议时，他正在美国述职。当时，蒋介石的精锐部队随着苏军的撤退，向东北解放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是他的代表吉伦中将与张治中、周恩来签订的协议。蒋介石极力反对这个协议。
事过境迁，现在蒋介石又会有什么新想法，他不得而知。马歇尔只好说：“这些问题，我将认真考虑。是否请你先与我的助手奚尔上校继续商谈。”
周恩来见马歇尔情绪不佳，无意多谈，没有勉强。
离开马歇尔公馆，按马歇尔的要求，他赶到美国军官俱乐部奚尔的办公场所与奚尔上校商谈。
美国军官俱乐部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南京颐和路的别墅区，位于马歇尔公馆的斜对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这里陆续集中兴建了数百幢高级住宅。这里有宽阔的沥青道路、整齐的行道树，完善的供排水系统，专门配备的警察保安楼。单体建筑多由房主按各自的爱好造成，每户都有宽大的花园绿地、车库、警卫室等，水、电、卫和冷暖设施齐全。
美军军官俱乐部为颐园路34号，这里原是汪精卫的公馆。这幢藏在树高林密深处，被法国梧桐浓荫厚裹住的西式建筑，为庭院式的三层楼房，一楼是会议室、办公室等，二楼为风格不同的健身房和台球桌，中间原是一大会议厅，改造为酒吧间，三楼是奚尔和其他几名美军高级军官占用的卧室。
奚尔上校穿着衬衫，正和几个美军军官与几位浓妆淡抹的歌女，在二楼酒吧打发着时间。
对周恩来一行的到访，他没有任何准备，连忙下楼，殷切邀请周恩来喝杯酒再谈正事。
听到楼上传来的淫荡的尖叫声，周恩来谢绝了。
周恩来知道，抗战胜利以后，随着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密切，以及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立，美国官兵在南京成了作威作福的太上皇，像这样的场所在南京还有多家，大有取代当年日军在中国的势力的可能。
门前到处插着星条旗，第一次来的人差一点以为到了美国01946年3月9日成立的美国军事顾问团总部设在黄埔路，而军官公寓设在离这不远的AB大楼（现为华东饭店）。
在一楼的会议室，周恩来本来想把中共对于恢复华北及东北交通问题，中共将参加铁路行政管理的问题详细与奚尔商谈，以争取奚尔对中共谈判立场的理解。见来的不是时机，寒暄后，便简略地阐述了中共要求参加铁路行政管理的基本立场，约定改日再细谈后就礼貌地告辞了。
离开美军俱乐部，周恩来又马不停蹄地驱车来到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就整军、恢复交通问题会见交通部部长俞大维。交通部坐落于中山路（现中山北路）三牌楼附近。
由于在重庆时，周恩来曾与俞大维打过交道，寒暄后，很快进入正题。
俞大维说：“过去，中共方面曾提出，反对由军统成立武装铁路警察一事，我表示理解，现在政府准备提出由交通部来负责筹建，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俞大维是蒋介石的老乡，浙江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曾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又赴德国学习数学与弹道学。曾任军政部兵工署长、军政部长等职，时为交通部长。关于国民党宪兵及铁路警卫队的问题，是国共谈判中的重要分歧之一，也是最难解决的一个分歧点。国民党方面准备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组织18个团的铁路警卫队。谁都知道，国民党的宪兵和路警实际上就是特务。毋庸置疑，让军统来组织铁路警卫队，进而保护铁路，实际上就是让国民党特务来控制铁路。对此，周恩来表示极力的反对，多次在三人小组会上提出，必须保护民政不受宪兵的干扰，限制宪兵的数额，并规定其职责以护路为限。而国民党方面不愿意宪兵受到限制，也不同意由交通部来组织铁路警卫队。
马歇尔在这个问题显得不太同情国民党方面。他认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特务统治。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其立场，这个问题在重庆谈判时被搁下，直到现在还在争执。
周恩来说：“中共方面反对路警归戴笠系统或交通部管理，而应由执行小组管理。”
“执行小组是临时机构。”俞大维说。
“执行小组结束以后，可由地方政府管理。”由于是非正式会晤，争执没有继续下去。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6月11日，邓颖超借国民党政府阻她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一事在梅园新村17号会议室，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于1945年11月成立于巴黎，当时有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出席。同年，接纳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为正式会员，并推选蔡畅、邓颖超为该会理事。
上月初，邓颖超接到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发给她参加理事会的邀请信。会议6月27日将在巴黎召开，这是一个争取世界妇女的同情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