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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上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接到徐永昌同意和三人小组一道去武汉的电话，他毫不犹豫地在电话里立即提出：马上动身。
他一边布置副官李金德准备行装，通知宋平等一道随行，一边对邓颖超说：“看来，中央确定的‘逼美压蒋’的策略现在还能有效。”
邓颖超说：“马歇尔现在还不愿意承认调停失败，还希望国共双方都围着他的指挥棒转。”
“是的，当最终涉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时，就要发生变化了。”周恩来答道。
希望东北由国民党控制，使东北成为同苏联对抗的基地，是马歇尔与蒋介石的基本的立场和一致愿望，但实现的手段却有些差别。在关内，马歇尔和蒋介石立场差别更大，马歇尔最不愿意看到关内战争的爆发，这样会使他的调停工作彻底失败。在中国建立起依附于美国像美国那样的“民主政府”，实行分区而治，和平过渡，是马歇尔的坚定主张。因此，他主张一定要制止中原内战的爆发。
坐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周恩来还在想：去中原军区一趟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是如何使中原李先念的部队尽快摆脱困境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看着和自己同一个机舱里年过60岁身着将军服，不苟言笑的徐永昌，周恩来心想：这一次，蒋介石让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既然自己此行是为了解围，那么他会不会为了合围呢——
对徐永昌的两面性，周恩来是比较了解的。徐永昌是北京陆军大学毕业生，早年冯玉祥的部下，冯玉祥下野后，他和他的同乡续桐溪联合倒阎锡山，从石家庄分兵三路进击山西。暗中，他又将续桐溪的计划透露给阎锡山，致使续的行动告吹。徐永昌投到阎锡山麾下之后，表面上亲亲热热，往来频繁，暗地里却与蒋介石打通关系。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给蒋介石出谋划策，组织“参谋团”，入陕北指挥“围剿”红军。国共联合抗日之初，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刚成立时，还没有自己的电台，周恩来通过他的关系，用阎锡山第二战区驻南京办事处的电台与延安建立联系。蒋介石把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大本营，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副部长，徐永昌为军令部长，此间二人又打过一些交道。周恩来深知徐永昌城府很深。前不久，徐永昌还向蒋介石建议，“把东北各省划归中共，置兵山海关热河一带防守，既可免与苏俄发生纠纷，又便于在内地肃清共产党。”但蒋介石对他的忠告未予理睬，嗤之以鼻地说：“鼠目寸光！”
5月6日，三人小组的车队一早离开武汉时，豪雨就骤然而下。豆大的雨点砸在美式吉普车的车篷上，击出军鼓般的节奏。
周恩来身着不常穿的国民党军黄呢将军服，身子靠在车后座上，双臂交叉于胸前。
昨天从南京飞到汉口后，白鲁德上校也作为马歇尔的代表从北平飞到汉口。下午6时，在汉口举行了会谈。
那是一次唇枪舌剑的会谈。周恩来首先讲了关于中原问题的前前后后，以及当前的危急形势，提出解决中原共产党部队的转移问题，再次提出到中原军区实地看一看。
徐永昌慢吞吞地说：“周将军危言耸听了，我听说的并不是这样。”
周恩来针锋相对地说：“徐将军说好像那里的形势不严重，但从我们的观点看，形势颇为复杂，而且关系到6万人。假如这里形势不复杂，整军计划就可以实施了。”
谈到关键问题时，徐永昌不是不表态就是不说话，白鲁德无可奈何。
会谈僵了下来。已过吃饭时间，周恩来说：“我提议饭后再开个短会解决此问题。”这个提议得到了赞同。
晚上10点钟，三人会议继续进行。
最后，白鲁德秉承马歇尔的电报指示对去宣化店没有意见。徐永昌见周恩来要求前往宣化店的态度坚决，只好推说自已有病，派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作为他的代表。周恩来心想谁去都可以但必须要去，随即说：“我希望是徐将军能亲自去，如果你自己去有困难，我同意你派一名代表去。”
5月7日，周恩来和白鲁德、王天鸣及军调部第9、第11执行小组和随行记者，分乘4辆吉普车、两辆卡车冒雨踏上了去宣化店的道路。
周恩来坐在第一辆汽车的驾驶员旁，小心地指挥汽车。透过雨雾，他默默地看着窗外不断逝去的湿淋淋的碉堡、村庄，恨不得一步赶到宣化店。要用事实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同时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传达给中原军区的领导们，和他们一起研究应急方案，以便随时冲破铁网，打破国民党军的合围。可是，越急越不凑巧。由于大雨，上游山洪暴发。滠水支流的洪水冲毁了公路桥，把通往河口、宣化店的公路拦腰切断。
他们只好在黄陂县姚家大湾滞留了一夜。几处好些的住房都分给了美、蒋代表，周恩来和警卫人员挤住在一户贫苦农民家里。这家人听说住的是新四军的大干部后心里又惊又喜。开始感到很拘束，可是看见周恩来和蔼可亲，谈笑风生，很快打消了顾虑，拉起了家常。周恩来给他们讲，穷人为什么受苦的道理，又说日本鬼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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