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得悉那边根本未去靖江。这就说明各地都在做有计划的挑衅。
周恩来见马歇尔仍在注意地听，担心中原事态进一步恶化，而一发不可收拾。他提高了声音说：关于湖北事态的发展，我已经和徐将军说过，三人小组应该去实地看一看，以便就地达成协定，最好我们两个人自己去。照原来的计划，政府发动挑畔将在5月4日至9日之间，时不我待呵。
马歇尔收到周恩来的备忘录后，对周恩来关于中原局势的发展也很焦急。他也担心由此波及全国，表示愿意尽力阻止中原战事的发生。他微微点头说：“三人小组去中原调停的事，我还要征求蒋先生的同意。”
“昨晚延安又有电报来京。”周恩来进一步加重语气说：延安方面已告诉李先念将军，如果政府果真发动了进攻，李将军只有自卫，而由南京方面设法阻止，如果阻止不住，再行还击。
这话中的含意，马歇尔听出来了。他看着周恩来，又想到了周在给他备忘录中的一句话：为了能加速地完成你的工作，请允许我提醒你，你今天手中是有其它资本，可使得你对政府所说的话增加许多分量——他又一次点点头，嘴里却没说什么。
由于时间不早，周恩来知道马歇尔习惯在晚饭后要找地方活动一下，讲完此行的目的后，就礼貌地告辞了。
马歇尔非常客气地一直把周恩来一行送到公馆外的台阶。
送走了周恩来，马歇尔回转身，站在刚才周恩来站的落地窗前。目光盯在案头的一份美国陆军部战略事务组（中央情报局的前身）送来的战略情报上。
自从作为总统特使接替了他的前任赫尔利后，他一直在警醒自己，不要重蹈赫尔利的旧辙。赫尔利在1944年11月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因为公开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受到中国人民和部分美国援华将领的反对，1945年11月被迫离职。马歇尔到任以来，一直认真地研究国共双方的政治立场和相关情报。案头的这份战略事务组根据报刊上的新闻报道，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及民盟的领袖人物的谈话为主要内容，专门为马歇尔整理出来的长篇材料。它以条目的格式，详细分析了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产生的效用和政协之后中国政局的走向，特别深入剖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协决议”、“军事协定”的争论。全文共92条，分析的结论是马歇尔最感兴趣的部份：“……国共谈判及政府改组的政治局势顿行紧张，愈来愈多迹象证明未来的道路不会宽坦，而是危机重重……美国的贷款尚未批准，依然在等着政府的改组。像这种情况，即是有模糊观察家的可能，但却骗不了共产党。共产党没有获得保证之前绝不可能贸然参加政府，而美国的贷款不会在中共参加政府之前来到……中执委拒绝了政协决议中的一些重要点，有的是采取了保留的态度，有的则以诡词狡辩方式加以拒绝，这是无可避免的一个结论……”
马歇尔的目光又看到桌上摆着的《时代》杂志，他立刻想到该杂志发行人亨利·卢斯。这位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是蒋介石最热烈的支持者之一。在杂志中，他称马歇尔是“和平天使”，第一次在战后的一项重大争端上，建设性地、积极地体现了美国民主的威力、威望和原则。
马歇尔一想到“和平天使”的评价，不由苦笑地摇摇头。他想起刚刚结束的美国白宫之行……
美国白宫，马歇尔在向杜鲁门总统作中国形势的汇报。
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马歇尔对杜鲁门说：“我此次离开中国，不是匆忙的，我对国共双方都摸了底，可以说从他们的心理到实际力量都有足够的估计。”他感到这样说并非过分，而是恰当的表白。
杜鲁门是十分相信马歇尔的。他认为马歇尔去中国的时间虽然不算太长，却做了这么多的漂亮事，真是难能可贵。杜鲁门对蒋介石有着不可动摇的怀疑，这可能是他从罗斯福时期就留下的成见。他相信只有马歇尔才能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实现美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是斯大林2月间的一次讲演还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归咎于资本主义，并断言只要资本家还控制着世界的一部分，和平就没有希望。宣称要将苏联重新武装，铁、钢、煤的生产要增加两倍以上，并准备“保证我们国家的国防生产增加三倍”。西方舆论界都认为斯大林的演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
杜鲁门总统把这种思想恰如其分地灌输给马歇尔之后问：“蒋介石目前的状况如何，你了解吗？”
马歇尔很有把握地说：“在重庆，我们已草签了停战协议书，他已经有占上风的趋势了。关内的冲突已经停止。”
“噢！”国共谈判的各项协定，马歇尔已通过热线报告了杜鲁门。听了马歇尔当面肯定的答复，杜鲁门点点头，这意味着马歇尔将军去华不足两个月的使命，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随后，他敏感地问道，“将军离开后，停战小组能否进入满洲？”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故意把话音有意拖长了，等待着马歇尔的回答。
马歇尔痛快地说：“总统请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