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吾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
按照协议，北平军调部又多了一项职能，除监督停战外，又成为整军方案的执行机构，担负起监督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的复员、配置和整编任务。
当所有这些文件送到北平军调部，送到郑介民、叶剑英和饶伯森面前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几乎同时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能够实现吗？
他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这前后，派往全国各地的30多个执行小组调查的情况纷纷报来：军事冲突没有停止，铁路交通没有恢复，各地军队频频调动。这哪里是整军，分明是在调兵遣将！
为了掌握各地对停战协议的执行情况和解决整编工作中的问题，马歇尔、张治中和周恩来一起，于2月28日从重庆起飞，前往各地视察。
从第二天开始，三位和平使者即在空中飞来飞去，先后到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汉口等地视察。所到之处，受到国共双方的热烈欢迎。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
这是政治协商会议后国民党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十分引人注目。
反复无常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右派和好战分子何应钦、白崇禧、陈诚、陈立夫、顾祝同等人的鼓动支持下，在会前就为这次会议定了基调，称这次会议“不仅关系到本党成败，而且关系到国家存亡”，要抛开国家的民主化来讨论“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对政协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
会议根据这个调子，通过了一系列推翻政协决议案的决议。
国民党以中央全会的方式公然否定政协决议，进一步证实了此前发生的一系列反共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决策的先行步骤。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政协所决定的为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则，而继续坚持独裁原则。
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也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谴责蒋介石出尔反尔的行径。他说：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的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既未曾制止反动派于阴谋破坏活动初起之时，又未曾坚持政协决议于全会会堂之上，反而亲临主持反对政协要案之通过，以致二中全会全部动摇了也是蒋先生亲自主持起草通过的政协决议。
周恩来警告说：“我觉得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这时，马歇尔不在中国。他在视察之后，胸有成竹地应杜鲁门总统之召，回国述职去了。
在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一系列的大举进攻面前，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
3月15日和18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两份关于目前时局和对策的党内指示，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CC系和何应钦等军人派，正企图破坏停战整军，借口东北问题，实行各地军事接收，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反动派的阴谋挑衅，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3月1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能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第二天，又致电周恩来：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很坏，我们应展开批评攻势，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
3月以后，时局的焦点转移到了东北，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鉴于蒋介石坚持不同意在条约中限制国民党接收范围，21日毛泽东明令周恩来：“我们不签含有重大危险之协议，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
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说：“我们中央对于东北的职责，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恢复主权行政的完整……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
周恩来当即从重庆致电东北局：我们不如以消灭蒋军为主，守城为次，这样较易争取主动，打得蒋痛，以利谈判。又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东北应准备大打，决勿幻想国方能让步。关内，国方重在蚕食封锁与破坏，我拟进一步揭穿之，将关内问题与东北问题联起来解决。
东北境内的冲突在迅速蔓延。
抗日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