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

    意识形态别内外，确定对内对外各自的态度和行事原则。对内首先明确，这个政权是谁的政权?是所有人的政权，还是某一部分人，某一家，某一个人的政权，这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承认命，子是代而牧民，合法性来自于，就是一个人的政权。不承认命，则就是公下还是私下，私下又分一人之下还是一姓之永祀。

    “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就是一人之下，我做皇帝，是因为我能打。所以当有人比你能打的时候，生死认命。统治者可以认命，百姓怎么认命，乱世不可长久。

    一姓之永祀，家下，表现出来就是封建。封建社会，是家下的时代，是要分封同姓的。同姓封国，是出于家的一员，异姓封国则为客。周对下分封建国，同姓和客是分得很清楚的，即二王三恪之制。客为宾，待之以宾礼而非臣礼。异姓以功封国，是不再视为自己之臣，而是待之以宾。一字并肩王，在家下的时代是有可能出现的。

    礼制是意识形态外化的一部分，抹掉意识形态，礼制就莫名其妙，让人不明所以。

    后人看周的分封，虽然被秦所灭，但依然还是华夏，认为分封有利于延续文明，古人是不会这么看的。秦为周之客，而周亡于秦，站在周的立场上就是被外人亡了。汉朝不许异姓封王，就是鉴于这样的教训。同姓封国，又出现了七国之乱，汉武帝别寻出路，从命取来了政权合法性。命带有公下的一面，只是以命授给一个人，在这个体系内下依然是公器，不能市以私恩。命之下的私下意识形态，才是终结封建的原因。

    大一统的政权，意识形态只能是一人之下或者公下，这是中国封建时代至秦而止的内在原因。只有家下，才会分封，这是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政治原则。明朝分封，是从公下回到了家下，皇帝之下也是有臣有客。明朝严格不是大一统的政权，其疆土内有封国，只是把封国弱化抗拒不了统一，是部分封建。

    同样面临国破家亡，南明对于拥戴谁当皇帝争得一塌糊涂，南宋随便拉一个姓赵的就可以当皇帝。因为明朝是家下，官员有家臣的性质，不会像宋朝官员那么随便。

    明亡于内忧外患，被清所代。清朝是夹杂着对满族人内部的原始公下，和继承自明的家下，又承接了大一统的大杂烩政权。表现出来，就是浓厚的奴隶制遗风。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必然非常忌讳。王朝兴替，被扔到了垃圾堆里的命、五德终始之，不得不被捡了出来。

    之所以会出现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来划分欧洲的白人兴起前的时代，是因为欧洲的罗马亡了。罗马亡了，欧洲的公下、私下这样的脉络就断了。入侵的蛮人，是从部落制进入家下的，工业革命兴起之后，从家下进入了公下，几乎没有出现私下的历史阶段。换句话，欧洲没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基础。公下了，便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基础。有了这个意识形态基础，就有统一战争的外在需求，有结成欧盟求统一的行动。

    把唐宋连起来，看作一个整体，才能看出来，蒙古灭宋，中原文明到那时断了。蒙古灭宋几乎是相当于罗马被蛮族所灭，只是中原文明顽强，又爬了起来而已。

    意识形态会外化为政治结构，形成制度举措，并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则。

    儒、墨、道、法，先秦诸子，主要是集中在政治结构的层次，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地方不多。把他们的理论分别，当成意识形态的分岐，历史就会成为一团乱麻。

    中国传统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划分是公下、家下、私下，治乱循环，是在这个结构之内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划分包容不了中国的历史，套到中国来，就无论如何解释不了秦之后的历史时期。反过来，中国对下属于谁的意识形态，是可以包容掉把历史划分出的那些时期的。

    对历史进程的划分，是欧洲人根据自己的历史来的，并不是必然的历史规律。从他们的这种划分上，会推出**这个大同之世，是因为公、家、私、公、家、私的中国历史，和欧洲的公、家、公对上了，大家在人类的理想之世上殊途同归。

    意识形态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并以此而来的对未来的展望，如果社会基础出现了众大转变，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会出现重大的转变。

    这种泊来的意识形态和中国历史的不和谐，徐平前世可以不当一回事，到了真身临其境了，做宰相了，还当成理所当然把现实向里面套，他多大的心敢接拜相诏书。就像前世他作为一个公务员，讲传统文化有人就拿着《弟子规》这种连村秀才都不屑一顾的东西出来讲，他可以当一个笑话一笑置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已。自己治国理政了，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传统文化是先秦诸子，以及后世于其上生发的传、注，再加上各种政论文章，整个一大套的理论系统。通了，才有资格来做这个宰相。不通，皇帝问政一问三不知，前言不搭后语，皇帝不会信，百官也不会服的。

    原始社会的公下，到封建时期的家下，然后就是私下。秦的私下政权没有合法性来源，很